话说中国四代
50年代出生的，包括了所谓老三届，当下的当权派。
可以称之为苦难的一代，经历了新中国所有的磨难，
但也享受到了新中国的崛起与改革开放的成果，
所谓两头甜中间苦。
这代人也可以称作超成熟的一代。
他们不仅是文革以后各项运动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他们的觉悟是在实践中树立起来的，用青春换来的，
因此比较稳重保守，不愿意拿来之不意的成果贸然犯险。
也由于有过深刻的教训，对回头路有着极大的恐惧。
所以，也可以称作犹豫的一代，
在矛盾心理的笼罩下，成为坚定而保守的改革派。
60年代出生的，是旁观的一代。
他们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懵懵懂懂地有着肤浅的印象。
而改革开放后，作为小字辈，诚惶诚恐地接受翻身解放的老家伙们的教训。
世界变化快，令这代人的头脑几乎没有适应的机会，时常处于缺氧状态。
因此，他们选择沉默和观察。
待到他们形成主见的时候，老三届已经“抢班夺权”，
60年代人的使命被迫演变成老三届的“副手”角色，
有能力发言的时候，却不能掌握话语权。
而按照以往的陈例，到了他们“接棒”的时候，
规则突然间被改变了。
交棒的节奏加快，而他们被当作了可以省略的环节，
70年代加塞排到了前面。
最佳时机一旦错过，他们将永远背负看客的名声。
60年代是从苦到甜的体验过程，因此容易满足于现状，更加保守。
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因此不会是改革的反对派，
但由于从来没有掌握过话语权，而且也不太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
便成了务实的逍遥派，不喜欢剧烈变化，喜欢渐进的改善。
也可以算作是被浪费的一代。
70年代出生的，是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是最大的受益者。
思想也因此被锤炼得十分活跃。
由于在幼稚时期便骤然接收大量外来的理念的熏陶，
在当时仍然表现僵硬的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反衬下，
他们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很深，许多人产生了崇拜情结。
同时，父辈们的传统观念依旧能够影响到他们，
所以可以将他们称作迷惑的一代。
思想上的困惑状态不影响他们把握新时代大变革所产生的无数机遇，
对新事物新理念的顺利接受，让他们成为知识暴富的一代。
而这样的成就也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
于是成了骄傲的一代。
他们是坚决而激进的改革派，渴望通过改革制造更多机遇。
70年代人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追随者，
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把获得利益的源泉也归结于此。
但同样有许多人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
进行了反思，而后理念转变为实效派。
因此，70年代是分化的一代。
这不仅表现在思想上，
同样反映在财富以及机遇的占有上。
80年代出生的，是独的一代。
独生子女，在父母的忙碌中孤独成长。
而且没有经历过苦难，基本上是在改革取得成果的和平稳定时期长大。
从小就成型了独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
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及意识形态混乱的社会环境中，
自我保护的敏感心态被不断强化，接近于轻度强迫症。
他们被学业负担和竞争感压迫得无法喘息，对好逸恶劳有强烈的认同。
被挤压得可能有些变形，但适应力与生存力却锻炼得十分强大。
与生俱来的叛逆性格，充满对现实的憎恶。
他们看不起改革的字眼，他们渴望的是打烂前辈们制定的一切规则，
他们要建立能够让他们随心所欲生活的新制度。
可惜还没有轮到他们掌握话语权，
但他们已经掌握发泄渠道并能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发泄方式。
他们对改革派嗤之以鼻，他们想当“革命派”，
无论“革命”的后果是什么，目的只是要能打倒先前的一切。
这四代人，应该说都是畸形的，
这是中国当代社会环境的结果。
50年代的开始退出舞台，
60年代无所事事，
70年代雄心勃勃但缺乏稳重，
80年代不堪大任，难以为继。
忽然，我们发现重担居然落在了60年代人的身上，
因为他们担负了培育90年代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