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满文木简
　　在这些档案里，有记录了十多万皇室成员生卒年代的皇室族谱，有无数件皇帝的指令和批示，有十多万件历代大案要案、冤案、疑案的卷宗，有皇帝传位的绝密遗谕，有记载着皇帝的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每日膳食、医疗病历的档簿原始记录等等。
　　这里有大清朝最早的一种档案，刻有满文的木简。现在这种木简仅存26块，大清朝初时，由于战事频繁，又地处关外，纸张极其稀少，于是满族人想到用木简记事。
　　档案中的满文木牌是传递作战消息的，上面记载了大清朝太宗皇太极的弟弟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将领，在与明军作战时追杀敌军的情况。
　　满文是满族人借鉴蒙古文创立的一种拼音文字，入关后又进行了改进。作为清代官方文字之一的满文，皇帝和满族官员必须掌握。现在清代档案中，约有200多万件是用满文或满汉两种文字写成的。在那些普通人看不懂的满文档案里，也许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览尽河山舆图库
　　档案馆中有一个库房叫舆图库。今天，收藏在这里的明清时期各类古图近万幅，很多都是稀世珍品。
　　《金沙江上下两游图》是现存最长的古代图卷，全长77.4米。这幅图卷画的是金沙江上下游的水利图，江中各滩的距离、沿江集市村镇等都标得清清楚楚。
　　康熙十三年和乾隆二十五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分别绘制过一幅《坤舆全图》，也是稀世珍品。
　　在康熙要求下，中外科学家用十年时间，完成了珍贵的《皇舆全览图》。这是我国第一套用近代科学方法实地测量绘制的全国地图，这套图共有15幅，是清代中后期绘制全国地图的蓝本，也是后来欧洲绘制亚洲国家和中国地图的基本依据。
　　在《皇舆全览图》基础上，雍正、乾隆时期分别绘制的《十排图》和《十三排图》，扩大了测量范围。《十三排图》实际上是18世纪最先进的亚洲地图。
　　乾隆十五年绘制成的《京城全图》，是我国现存古代城市地图中最大、内容最详细、绘制最精细的一幅，绘有内城九门、外城七门、98条街道、779条胡同、2000多个景观地名。

“圣旨”背后的故事
　　“圣旨”是对皇帝发布的各种指令的笼统俗称，通常分为诏书和谕旨等。只有遇到重大政典，如皇帝传位、登基、大婚、册立皇后等，需要告知全国臣民时，才会颁布诏书。
　　皇帝平时针对某一具体事情或大臣的请示而发的命令批示，都称谕旨，多是由大学士或军机大臣草拟，呈送皇帝审阅、修改，而后发出。
　　诏书、谕旨都是公文，难免官样文章。还有一种皇帝以朱砂笔亲自书写的“朱谕”，许多属于便条，反而更能体现皇帝本人的情感。
　　康熙三十六年亲征噶尔丹时，在宁夏收到手下进呈的瓜果，他叫人带回京分赏后妃们品尝。他为此事写的朱谕，不仅说明了此瓜的来历，还特意交待了吃法。康熙皇帝晚年时给大学士李光地的一份朱谕，真切地反映了康熙作为一位老人的怀旧情感。
　　更有趣的是康熙学数学时的草稿，是目前篇幅最小的皇帝手书档案了，它只有巴掌大小。
　　清帝起居与工作
　　《起居注》和《穿戴档》等档案，是清帝每天重大活动及日常生活的原始记录。从皇帝菜谱可以看到，帝王也并非每日山珍海味。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中央各部门必须将各种事务向他报告，由他亲自裁决施行。
　　档案中的题本，就是按惯例报告的文书。其中乾隆16年刑部汇总全国刑事重案的刑科题本，是档案馆中最长的档案，全长近1000米，开列了上千命案、要案的结案意见，前面的批红就是内阁大臣代皇帝作为最高法官签署的判决书。
　　清代还有一种更为机密的文书———奏折。奏折最早出现于康熙时期，开始时就像君臣间的私人通信。雍正时期，奏折成为正式公文。乾隆初年形成相应文书制度，皇帝朱批后，先交军机处抄录副本备查，原件发还本人阅看后定期缴回宫中保存。档案馆收藏了皇帝批示奏折70余万件，副本达90多万件。
　　“杨乃武与小白菜”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相关题本和奏折都详细叙述了案件经过，案情从一个豆腐店伙计暴病死亡开始，案件审理过程极其曲折，历经数年，县、州、省级许多官员受到处分。杨乃武与葛毕氏也就是小白菜最终被平反。
　　皇室的族谱玉牒
　　玉牒，就是清代皇室的族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资料。为维护皇权，大清朝皇帝把纂修皇室族谱看作一件大事，规定每十年重修一次。现在档案馆存有各种玉牒2600多册，整整一个库房。
　　清代玉牒以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大宗又分近支和旁支，皇帝的直系亲属都属于近支，称为宗室，近支的玉牒是用黄绫做封面。非直系亲属为旁支，满语叫觉罗，玉牒为红绫封面。每次所修玉牒都要抄成满汉两种文本。清代玉牒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设有专册记录皇族女子，这是大清朝以前所有朝代都没有的。
　　每次重修皇室族谱，都要把新生人口添加进去，这样玉牒就越来越厚。1921年，溥仪小朝廷最后一次修订的宗室玉牒共7000页，记录了清代宗室男性10余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份族谱。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着大清朝的大、小“金榜”上百幅，这是极为稀罕的史料。
　　所谓金榜，就是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成绩排名榜，小金榜是送给皇帝看的，大金榜一般长约15米至20米，满汉文合璧。考试结束后，文武科金榜分别悬挂在东西长安门外，昭示天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宫秘档，对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2002年，清代《玉牒》、《金榜》、《秘密立储档案》荣登《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清代《内阁秘本档》中有关17世纪在华西洋传教士活动档案共24件，于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大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关于它的许多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像“顺治出家”、“孝庄下嫁”……所有这些传说的真相，都会在档案里找到。

北京城为何缺一角儿
北京城区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作为陪都的辽南京至今也有1000多年。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城垣建筑甚为规整，尤其元大都城，严格按《周礼·考工记》原则建城，略呈长方形的城垣，南北端正，左右平直。到了明代，在改建城垣时使规规整整的大都城改变了模样，略呈方形的内城西北残缺一角。当你驱车在北二环由东向西行进，到了积水潭再往前，就会明显感到南斜30多度，直到西直门立交桥和西二环交接，这个30多度的斜角就是缺掉的那一部分。

　　侯仁之教授曾说过，这是由于水面阻隔所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还有一些历史的原因。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接着派中书右丞相徐达北伐元军，七月抵直沽，八月二日，攀城攻入大都城内。这时的大都城经过多次的战乱，已经是城垣残破。明军要想在这儿站稳脚跟，必须收拾残局，重整城垣及防御设施。徐达命华云龙改建大都城并决定把地广人稀的城北部弃去，缩小城区范围，重建一道北城垣。当时由于仓促施工，不可能像初建时那样详细勘测和设计，只能选择困难较小易于施工的地段修筑。

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从大都北垣到今北二环路之间，地旷人稀，尤其是东北部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建筑物。1952年曾在雍和宫北面出土一通元代“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原立在都漕运使府门前的，说明这东西一线曾有一条河道。因此华云龙在此建城时，只要将河道稍加浚通即可成为护城河，这是符合实际规划原则的。但当城墙修到西端时，就会遇到海子北端的水面阻隔。若城墙往南移，水面就更为宽阔。那为什么不再往北移绕过海子呢？若整个北城再移，不仅西半部建筑较多，又涉及到规模宏大的元中书省旧址。为了军事需要，明军可以把民房拆掉，甚至全部埋在城下，但要想在短时间内拆掉这组宏大的建筑群是很困难的。当时的形势不允许耽搁太久的时间，只能择易而行，沿翰林院南侧修筑。

　　那么城墙是如何通过海子水面的呢？“文革”期间填掉的太平湖（今地铁车辆段处）也是海子的一部分，和今积水潭是连在一起的。为了城垣规则整齐，城墙就得从海子北侧浅水区或枯水区正向穿过，当然基础是很不牢固的，而我们所见到的清代晚期城墙西端却是东北西南走向的，这个谜单靠史料还难以解释。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卫星遥感技术在解决地貌、地矿、地质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时显出特殊的功能。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北京城西北角既有直角墙基影像，又有斜角墙基影像，两墙基夹角约35-36度之间，正东正西墙基线位于元代海子西北端北岸附近，和东段城墙在同一纬线上，说明这里确实曾修过城墙。有资料记载：从车公庄到德外大街一线有一条地层断裂带，正好经过城西北角与那段直角边斜向相交。这段在潮软基础上修筑的城墙肯定会经常倒塌，以后屡修屡倒，最后不得不改变施工方案，躲开这段不祥之地。

　　在新街口外二环路口，海子有一个细脖处，在这里采取通水措施，城墙由这里转向西南沿海子南岸修筑，把海子的西北端全部舍在城墙之外，作为护城河的一部分，这样不仅墙基牢固，比水面留在墙内侧更利于防守。从此西北角由直角边变成了斜角边。俯视北京城，宛如方方的棋盘被砍去一角，看上去很不顺眼，但是这便是大自然的威力。

北京与“四”有不解之缘
老北京揭秘

　　“四”与老北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被现代人视为吉利数字的“六”和“八”无法与之相比。可以说老北京人对“四”从来没有什么忌讳之意，而是情有独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数字中最普通的“四”竟然成了人们最忌讳的符号。仔细查阅了中国古代“谈凶论吉”的权威典籍《周易》，也没有给“四”贴上“凶煞”的标签。在“易学”中，先天八卦中的“四”与震卦对应，蕴含着积极向上、奋进、茂盛等意向；后天八卦中“四”与巽卦对应时，蕴含着自由、活泼、昌盛等意向，根本没有晦气、倒霉、不吉利之意。现代人忌讳“四”的主要原因是其与“死”谐音，特别是在一些方言中，“四”有时直接念成“死”，于是就被视为晦气、倒霉、不吉利的数字，避而远之。其实作为数字应当说无所谓好与不好，它只是一种量的表示符号。在老北京人的生活中也从来没有给“四”打上吉利与晦气、顺利与倒霉的烙印。纵观北京的风俗地理和生活，还与“四”有着许多不解之缘呢。

　　在北京的地名中，带“四”字的占有相当的数量，比较有名的就有东四、西四、四惠、四道湾、四井胡同、四环胡同、四根柏胡同、四块玉、四平巷、四平园、四胜胡同、四王府、四槐居、四拨子、四道口、四统碑、四公村、四路居、四合庄、四顷村、四道口等五十多个。

在著名古建筑中，以“四”为组合的很多，明代北京外皇城有四大门：承天门（今天安门）、东华门、西安门、地安门。西郊有四大名园：圆明园、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东四牌楼：思城坊、仁寿坊、保大坊、明照坊。西四牌楼：金城坊、鸣玉坊、积庆坊、安福坊。京城四大名塔：北海白塔、白塔寺妙应塔、天宁寺舍利塔、真觉寺五塔。京郊四大名塔：玉泉山玉峰塔、慈寿寺永安塔、通州燃灯塔、良乡昊天塔。京郊四大名寺：怀柔红螺寺、房山云居寺、门头沟潭柘寺和戒台寺。京郊四大古桥：通州永通桥、永定河卢沟桥，颐和园十七孔桥、沙河朝宗桥。四大清真寺：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锦什坊街晋寿寺、安外法明寺。紫禁城四大门：午门、玄武门、东华门、西华门。颐和园四大名亭：廊如亭、知春亭、重翠亭、铜亭（宝云阁）。天坛四大声学现象：回音壁的回音、三音石的叠音、天心石的空音、对话石。

　　著名旅游景观中有，中山公园四大灵壁石：青莲朶、青云片、搴芝石、绘月石。四寺四花：悯忠寺丁香、崇效寺牡丹、极乐寺海棠、天宁寺芍药。京西四大溶洞：石花洞、孔水洞、银狐洞、清风洞。四季赏四名景：春季到郊外踏青赏花、夏季到积水潭和莲花池赏荷，秋季去西山赏红叶，冬季到北海赏雪景。京城消夏四胜：什刹海、葡萄园、菱角坑、二闸。

　　在众多的老字号中，以“四”为组合的也很多，四大饭庄：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四大羊肉制品：东来顺涮羊肉、月盛斋酱羊肉、烤肉季烤羊肉、白魁烧羊肉。四大钱庄：恒利号、恒和号、恒兴号、恒源号。四大药堂：同仁堂、鹤年堂、千芝堂、庆仁堂。黄酒四大茂：和茂、同茂、勤茂、盛乾茂。

　　而在老北京的民俗中，以“四”为组合的也不少，民俗四大节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天桥四绝：老云里飞、百鸟张、人人乐、湖半仙。清代风筝四大流派：曹氏风筝、哈氏风筝、金氏风筝和马氏风筝。近年来又形成京城四大庙会：地坛庙会、龙潭湖庙会、大观园庙会、白云观庙会。

　　京剧是北京人最喜爱的表演艺术，有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小名旦：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四大须生：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四大徽班：三庆班、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四大行当：生、旦、净、丑。四大基本功：念、唱、做、打。四大戏园：广和楼、华乐楼、广德楼、第一舞台。

　　由此看来，“四”与老北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被现代人视为吉利数字的“六”和“八”无法与之相比。可以说老北京人对“四”从来没有什么忌讳之意，而是情有独钟。

吴瀛：揭秘故宫建院往事
我的祖父吴瀛，算是在故宫创建前后，对前后渊源及各种纠葛最知情的人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致函确认“吴瀛为我院开创者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林伯亭副院长也致函确认“吴瀛先生乃故宫博物院创院时之接受代表、常务委员。曾参与古物鉴定。文物南迁等重要院务。”在收拾母亲新凤霞和父亲吴祖光遗物时，我发现了祖父卸写于1948年10月到1949年7月时的手稿，其中详尽实录了故宫当年创办博物院的起因和创办经过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以及故宫国宝南迁、故宫盗宝案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人事交错。其中涉及到孙中山、冯玉祥、段祺瑞等政要，这部遗作定名为《故宫尘梦录》，可以说是故宫惟一的一部院史，即将由故宫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作为今年故宫建院80周年的一份献礼。
　　皇宫文物被大量转移

　　祖父当年在北京城警政司（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对清宫事务的主管，还兼着北京市市政公所坐办秘书长的职务。当时，溥仪和康有为一众人经常惹事，想伺机复辟，被祖父拿到了作为证据的书信。另外，清宫里的宝物也被大量转移到宫外，并出现了很多清宫物件的复制品。祖父总觉得溥仪留在宫中，事情会越来越糟，几次呈文请求把溥仪迁出宫去。因为祖父本人对文物古玩字画等有很深的感情，想学习法国的卢浮宫，提议把清宫建成故宫博物院。

但当时掌握政权的许多是清室遗老，与溥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祖父的建议被置之不理。幸好，很快上演了冯玉祥的政变，鹿钟麟逼宫，溥仪终于被赶出清宫，但离去时也带了不少宫中物件，后来还几次遣人回来以收拾衣物为借口浑水摸鱼地拿走宫中的物件。

　　而当时，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与祖父是湖北方言学堂念英文时的同学，比祖父年长11岁。俩人关系密切。易培基了解祖父的爱好，又因为先前祖父也多次呈文，建议故宫博物院的事，所以，请他以顾问身份参与故宫善后、文物接管鉴定等工作，祖父也就成了当初接手故宫的五位代表之一。白头宫女回来挖宝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在仓促之中居然举行了开幕典礼。那天，全北京的人，抱着对几千年来高墙内皇宫的好奇，几乎都来观礼，场面非常热烈。开幕礼虽然在热闹中结束了。但故宫博物院还属于百废待兴，只有《临时组织大纲》、《临时董事会章程》和《临时理事会章程》。后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处理故宫文物的交接、清点等事宜。

　　不过故宫在许多遗老眼里，都是一个挖之不尽的宝藏，这段时间，出现了种种怪事，许多从宫里搬出去的人找种种借口回来看看。比如一个白头宫女，称她是当年被慈禧幽闭的珍妃的宫女，在景祺阁的北三所后墙根埋着一箱黄金。不过即使她说的是真的，她所指的埋宝地也已经动过土，挖了七天，也没有发现，这位白头宫女只能绝望地离去。拍卖故宫“逆产”？1928年6月27日，在国府第74次会议上，委员经亨颐居然提出议案：废除故宫博物院，把宫殿和宫中收藏的宝物分别拍卖或放置别处。他在议案中写道：“据我的理想，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该拍卖……”这个议案和这次的会议的结果是，请中央政治会议再次复议故宫博物院的决定。此时，博物院面临着被拍卖分散的危机。  
　　于是，祖父和沈兼士、马衡、萧瑜、张继，还有易培基等等，都上书力陈保存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性。经亨颐的提案终于没有通过。

　　复杂人事下的国宝南迁
1932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沦陷。日军势头正猛，大有直逼平津之势，北平一旦沦陷，就会危及故宫大量国宝。经过激烈争辩，当局决定把贵重文物南运。这段历史，也是前段日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国宝》中的情景。但这个电视剧只借了这个史实的由头，但其中的故事和人物描写都面目全非。
　　国宝南迁在当时受众人瞩目。分歧的问题无外乎运往何处、经费数量和分配、押运人选等，争论的两派：院长易培基和秘书长李伯玄为一派；副院长张继和他以强悍著称的夫人崔振华为一派。后来因为宋子文的支持，易培基的提议被采纳。

　　但要出发前，又有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发起反对国宝南运的运动，连原来支持并主持的此行的故宫古物馆的马衡也变卦了。因为关系重大，又会惹来闲话，所以易培基自然又找到他能够信任的好友，我的祖父吴瀛担当这个重任。

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含冤而死

　　故宫宝物南迁这件事，易培基是赢了，但他却遭到张继夫妇的嫉恨。国民党当年内斗很厉害，易培基、李伯玄背后支持的是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张继背后的是汪精卫。宝物南迁一事之后，易培基就被推到了矛盾的前沿，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张继联合他的学生，最高法院检查署长郑烈，一手制造了“故宫盗宝案”。因为认为我祖父吴瀛是易培基的死党，也加给祖父一个“妨碍秘密罪”。面对张继等人的诬陷，易培基最初提出了反诉，但在事情未明朗时，易培基和李伯玄被迫辞职，由马衡代理院长职务。这个莫须有的案件却在继续扩大，最后一共扩大为第六案，但易培基不堪屈辱，激愤不已，在上海一病不起，含冤而死。据我祖父在《故宫尘梦录》中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之所以易培基遭受不公平待遇得不到有力支持，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高层也怀疑他“通共”。起因是他曾善待过已故的李大钊之女李星华。而李星华是我的大姑吴珊大学时的同班好友。 　　在父亲的鼓励下割爱捐宝

　　祖父收藏的文物，在日本人占领济南时损失了一大半，但剩下的部分，加上他在抗战时在四川等地收集的字画文物，仍然非常可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吴祖光对新中国充满热爱，劝说祖父把文物捐给故宫。祖父考虑再三，认为尽管自己痴迷收藏，喜爱古物，但这些藏品可以不再散佚，流传下去，作为公共的艺术资产被妥善处理，是更好的归宿。所以将一生的大部分所藏，总计241件文物，捐给了故宫。

明代的宫内性管理
古代宫廷中有许多妃嫔等待着皇帝去宠幸，多得连皇帝也记不清，所以不在性问题上加强管理是不行的。这种管理，到了明代达到了一个相当严密与制度化的程度。

　　这种管理，首先是对皇帝性生活的管理。明朝管理皇帝卧房事务的机构称为敬事房，最高的负责人称为敬事房太监，其任务是安排、记载皇帝和后妃的性生活。在皇帝和皇后
性交时，敬事房太监必须详细记录年、月、日，以作为受孕的证据。皇妃和皇后不同，皇帝所宠爱的妃子都各有一张绿牌，即末端染绿的名牌。在皇帝吃晚饭时，敬事房太监会把十几张或几十张名牌置于大银盘中，和晚餐一起端到皇帝面前，等皇帝餐毕，他就跪在皇帝面前听候指示，如果皇帝无意找哪个妃子过夜，说一句“退下”即可。如果皇帝要找哪个妃子过性生活，就把这个妃子的名牌翻转过来，放回银盘。敬事房太监退下后，把名牌交给别的太监，他则通知这个被选中的妃子香汤沐浴，做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皇帝就寝的时间到了，敬事房太监就脱去妃子全身衣服，用羽毛制成的毛衣裹住她赤裸的身体，背她入皇帝的寝宫。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暗藏武器带入皇帝寝宫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然后，敬事房太监和另几个太监就守候在皇帝寝宫外面，等候皇帝的性生活结束，如果规定的时间到了，太监就会高呼“时间到了”，皇帝如果没有回声，他就再次呼叫，如此反复三次，就一定要把妃子背回去。同时，敬事房太监要记录年、月、日、以作为日后受孕的证据。生孩子与否，对妃子日后身份的高低有很大影响。

　　明朝的这种制度，很难考证是从何时开始的，直到清朝，还承袭着这种制度，因为清世宗认为这种制度对查清子女是否确凿地出自皇帝血统，从而对皇位继承问题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可对皇帝纵欲有一些限制。